万叶集：用万千言语，编织一个民族的黎明

《万叶集》(Man'yōshū)，这部名字意为“万叶之集”或“万代之集”的巨著，是现存最早的日文诗歌总集。它更像是一座用文字建造的宏伟纪念碑，封存了古代日本从公元4世纪到8世纪中叶，跨越约400年的声音、情感与记忆。全书收录了超过4500首诗歌，其作者身份悬殊，上至天皇贵族，下至士兵农民，内容包罗万象，从宫廷的优雅恋歌到边塞的苍凉戍声，无不毕现。它不仅是日本文学的源头，更是一面映照出古代日本人心灵世界的澄澈之镜。最独特的是，在日文假名尚未诞生的年代，它创造性地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语，这种被称为“万叶假名”的文字系统，本身就是一曲文明交融与创造的壮丽悲歌。

在《万叶集》诞生之前，古代的日本列岛是一片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土地。诗歌，如同流淌在部族血脉中的旋律，通过口耳相传，在祭祀、劳作、宴饮和爱恋的场合中代代延续。这些被称为“和歌” (Waka) 的歌谣，是人们与神灵、自然和彼此沟通的媒介，是当时社会最核心的文化表达。然而，这些声音如同风中的低语，稍纵即逝，无法被精确地固定下来，跨越时空。 这个状况，被一场跨越海洋的文明浪潮彻底改变了。大约在公元5世纪前后，一种成熟而强大的书写技术——汉字 (Kanji)，随着佛教、儒学以及各种典章制度，从东亚大陆传入日本。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这套复杂的方块字系统，无疑是天外来客。它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和先进的知识，但它与本土的日语在语法结构、发音方式上截然不同，仿佛是为另一个灵魂量身定做的衣裳。 最初，汉字主要被用于记录汉文，服务于官方文书和佛经抄写，由少数习得汉语的精英阶层掌握。日语，这个民族的母语，依然在文字世界之外徘徊。然而，人们心中涌动的和歌旋律，那些无法用典雅汉文精确表达的细腻情感和本土风物，迫切地需要一个文字的躯壳。如何用一套为汉语设计的符号，去捕捉日语独特的音韵和节奏？这成了一个划时代的难题。

面对这道难题，古代的日本人没有选择放弃母语，转而完全使用汉文，也没有等待一种全新文字的出现。他们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却极富创造性的道路——改造并“挪用”汉字。这场伟大的尝试，催生了“万叶假名” (Man'yōgana) 的诞生。 这个系统的原理，今天看来或许有些“简单粗暴”：他们将汉字的表意功能剥离，仅仅取其读音，像使用字母一样，用以拼写日语的音节。例如，为了记录日语中的音节“ka”，他们可能会借用发音相近的汉字“加”或“可”；为了记录“shi”，则可能使用“之”或“師”。这是一种纯粹的音标化使用，汉字原本的意义被悬置，变成了纯粹的声音符号。 这并非一蹴而就。早期，人们还在音借和意借之间摇摆，有时用汉字表音，有时又用其本意。比如，写“山”，可以直接用汉字“山”，因为日语“yama”的发音和“山”的意义恰好对应。但更多时候，他们需要纯粹的音符。于是，在无数次书写的实践中，在用毛笔 (Brush) 蘸着墨，在昂贵的纸张 (Paper) 或木简上反复试验后，一套庞大而复杂的音符系统逐渐成型。同一个日语发音，往往有多个汉字可以对应，这给予了诗人极大的选择自由，也为后世的解读带来了无尽的挑战。 “万叶假名”的诞生，是日本文字史上的“创世纪”。它标志着日本人第一次拥有了全面记录自己母语的能力。那些在风中飘散了数百年的歌谣，终于找到了可以附着的坚实载体。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从此得以被书写。

当文字的工具准备就绪，一场宏大的文化工程便拉开了序幕。在奈良时代（710-794年），一个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的时期，朝廷内外开始有意识地搜集、整理那些散落在各地的歌谣。这项工作可能持续了数十年，由多位编者接力完成，它像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河流，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声音都容纳进来。

《万叶集》最令人惊叹的，是其内容的广度与“民主性”。它并非一部纯粹的宫廷文学。翻开这部诗集，我们能听到：

• 天皇与贵族之歌： 他们吟咏政治抱负、宫廷恋情、季节变迁与人生无常，诗风典雅宏大。例如，额田王的著名和歌，在天智天皇与天武天皇之间徘徊的复杂情感，成为了千古名篇。
• 官僚与僧侣之歌： 他们记录下宦海沉浮的感慨，或表达对佛理的感悟，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深沉思索。
• 防人与农民之歌： 最为动人的，是那些被称为“防人歌”和“东歌”的篇章。防人是派往边疆戍守的士兵，他们的歌中充满了对家乡妻儿的思念与离愁别绪，语言质朴，情感真挚。东歌则来自东部地区的民谣，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旺盛的生命力。

这种将帝王将相与贩夫走卒的声音并置于同一部书籍 (Book) 中的做法，在世界早期文学史上也极为罕见。它让《万叶集》超越了一部精英作品，成为了一部真正的“国民诗集”，一部属于全体日本人的心灵史诗。

《万叶集》的最终编纂者，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大部分学者相信，最后阶段的整理和编集工作，主要由奈良时代末期的著名诗人——大伴家持 (Ōtomo no Yakamochi) 完成。他不仅是书中收录作品最多的诗人，其家族也世代以军事和文化著称。他以极高的文学素养，将这些跨越数百年、来源纷杂的诗歌进行分类、排序，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20卷结构。 可以想象，大伴家持坐在昏暗的灯下，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木简与纸卷，辨认着那些形态各异的“万叶假名”，他所做的，不仅仅是编辑，更是在构建一座民族的记忆宫殿。他将这些零散的星辰，汇聚成一片璀璨的银河。公元759年，当他写下最后一首有记录的诗歌后，《万叶集》的时代，也缓缓落下了帷幕。

《万叶集》的诞生是一个辉煌的顶点，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漫长的沉寂。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初为了记录日语而诞生的“万叶假名”，很快就成了阻碍其流传的最大障碍。

进入平安时代（794-1185年）后，日本的文字系统发生了另一次革命性的演变。为了更便捷地书写日语，人们在汉字草书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为简洁流畅的表音文字——假名 (Kana) （平假名与片假名）。这套新系统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文学的发展，催生了《源氏物語》等不朽名作。 然而，新文字的普及，却让“万叶假名”成了一套过时的“密码”。其复杂的用法、一音多字的混乱，使得未经专门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阅读。日语的发音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导致古今音差进一步加大了破译的难度。《万叶集》因此从一部鲜活的诗集，变成了一部只有极少数宫廷学者才能解读的秘典，静静地沉睡在皇家图书馆 (Library) 的深处，被历史的尘埃所覆盖。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它几乎是一部“失落的经典”。

《万叶集》的再次苏醒，要等到一千多年后的江户时代（1603-1868年）。当时，一股名为“国学”(Kokugaku) 的思潮兴起。学者们开始反思过度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现状，试图重新发掘日本“固有”的、纯粹的文化精神。而要寻找这种精神的源头，没有比《万叶集》更合适的文本了。 于是，一场伟大的“学术考古”开始了。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以及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 (Motoori Norinaga) 等一代代学者，以近乎宗教般的虔诚，投入到对《万叶集》的解读中。他们逐字逐句地考证、注释，重新构建了“万叶假名”的发音体系，拂去了笼罩在这部经典上近千年的迷雾。 本居宣长花费了毕生精力撰写了《古事记传》，并对《万叶集》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其中蕴含着日本人最本真、最朴素的情感——“物哀”(mono no aware)。这场伟大的复兴，不仅让《万叶集》重见天日，更将其推上了神坛。它被视为日本精神的“圣经”，代表了在受到外来文化“污染”之前，最纯粹、最高贵的民族心灵。随着木版印刷 (Woodblock Printing) 技术的成熟，经过学者们注释的《万叶集》版本得以刊印，开始在更广泛的知识阶层中流传。

从沉睡中苏醒的《万叶集》，其影响力渗透到了现代日本的方方面面，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

《万叶集》是日语的“活化石”。它保留了上古日语的丰富词汇和语法形态，是研究日语历史演变的宝贵资料。同时，它所确立的以“五七五七七”为基本格律的短歌 (Tanka) 形式，直接影响了后世所有的和歌创作，并成为现代俳句的源头。可以说，后世所有用日语写就的诗歌，都流淌着来自《万叶集》的血液。 最能体现其当代活力的，莫过于日本年号的命名。2019年，日本进入“令和”时代，“令和”二字，便出自《万叶集》卷五中描绘梅花之宴的序文：“初春令月，气淑风和”。这是历史上首次从日本古籍而非中国典籍中选取年号，象征着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也再次彰显了《万叶集》在日本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现代日本的文化叙事中，《万叶集》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日本精神”：真诚 (Makoto)、雄浑 (Masuraoburi) 与对自然的深切热爱。它被视为日本人情感的原风景，一个可以不断回归的精神故乡。从文学创作到大众文化，从产品命名到城市景观设计，《万叶集》的意象与词句被反复引用，成为构建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文化资源。 它从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一次天才的文字实验，经历千年的沉睡与苏醒，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图腾。它的生命历程，就如同它所记录的那些和歌一样，质朴、坚韧而又充满了永恒的魅力。那用万千言语编织的黎明之光，至今仍在照亮着日本的文化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