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一世：英格兰的第一位女王

在波澜壮阔的欧洲历史长河中，鲜有君主像玛丽一世（Mary I）这样，其名号被如此彻底地与一个负面形容词捆绑在一起——“血腥玛丽”（Bloody Mary）。她是英格兰的第一位加冕女王，一位笃信天主教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在权力漩涡与个人悲剧中苦苦挣扎的女性。她的生命故事，并非一个简单的暴君传说，而是一部关于信仰、血脉、权力和宿命的宏大悲剧。她从万千宠爱的公主，跌落为被剥夺继承权的私生女，再凭着惊人的意志与民心所向夺回王位，最终却在复辟旧教的烈焰中，将自己的历史形象焚烧成一片焦土。玛丽一世的“简史”，是都铎王朝最撕裂的一页，也是理解英格兰如何从一个天主教国度，彻底转向新教世界的关键序章。

1516年的冬天，伦敦格林尼治的普拉森舍宫（Palace of Placentia）迎来了一声啼哭，一个女孩降生了。她是国王亨利八世与他深爱的西班牙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唯一的幸存子女。这个女孩，就是玛丽。她的诞生，曾是整个都铎王朝的希望。作为西班牙最强大君主的女儿，凯瑟琳王后为玛丽带来了尊贵的哈布斯堡血统；而作为英格兰国王的掌上明珠，玛丽自幼便被视为未来的瑰宝。 在她的童年时代，玛丽是欧洲最耀眼的公主。她接受了文艺复兴时期最顶尖的教育，精通拉丁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擅长演奏鲁特琴和古钢琴。她的父亲亨利八世曾骄傲地向外国使臣炫耀：“这女孩从不哭泣。”他为她设立了独立的宫廷，甚至一度考虑让她继承王位，这在当时的欧洲是极为罕见的。玛丽的命运，仿佛一条用金线织成的坦途，通向一个无比辉煌的未来。 然而，在这片看似平静的金色之下，一股巨大的暗流正在涌动。都铎王朝的根基尚浅，一个强有力的男性继承人，是王朝稳定压倒一切的需求。凯瑟琳王后在多次怀孕和流产后，始终未能诞下一位王子。国王的耐心在时间的流逝中被消磨殆尽，他的目光，被一位年轻、聪慧且充满野心的女侍官——安妮·博林所俘获。安妮承诺能为国王诞下子嗣，但前提是，她必须成为王后。一场席卷整个英格兰，乃至整个欧洲的巨大风暴，正在玛丽无忧无虑的童年上空悄然集结。

为了迎娶安妮·博林，亨利八世向罗马教廷提出了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的请求。这在天主教世界里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教皇拒绝了国王。被欲望和对男性继承人的执念所驱动的亨利，做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决定：他要与罗马决裂。 一场剧烈的宗教改革运动，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在英格兰被强行推动。1534年，《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通过，国王取代教皇，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这不仅仅是一场宗教变革，更是一场政治清洗。凯瑟琳王后被废黜，玛丽的母亲从尊贵的王后，变成了一位无名无分的“威尔士王妃”。 而玛丽的命运，则发生了更加残酷的坠落。随着父母婚姻的被宣布无效，她从英格兰公主，一夜之间变成了国王的私生女。她的宫廷被解散，仆人被遣散，她被禁止与母亲见面，甚至被送去服侍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安妮·博林所生的伊丽莎白一世。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羞辱，旨在摧毁她的意志，逼迫她承认父亲的新权威和母亲的“罪过”。 然而，玛丽继承了母亲的虔诚与固执。她坚信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坚信母亲的婚姻神圣而合法，也坚信自己是英格兰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她以惊人的毅力对抗着父亲的怒火与整个宫廷的压力。她活在被监视、被威胁的阴影之下，每一次拒绝妥协，都可能将自己送上断头台。直到她的母亲在孤独中去世，安妮·博林自己也失宠被斩首后，玛丽才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签署文件承认父亲的至尊地位，换取了重新回到宫廷的机会。这段经历，像烙印一样刻在她的灵魂深处，塑造了她坚韧、多疑，且对信仰无比执着的性格。

亨利八世去世后，他唯一的儿子，年幼的爱德华六世继承了王位。爱德华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被推向了更为激进的方向。天主教的仪式被废除，教堂的圣像被摧毁。作为天主教徒的玛丽，再次成为了异类，她与弟弟的宫廷保持着距离，在自己的庄园里，她依然秘密地举行着天主教弥撒。 1553年，年仅15岁的爱德华六世病逝。临终前，他在权臣诺森伯兰公爵的怂恿下，篡改了继承法，越过了自己的两个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将王位传给了亨利八世妹妹的外孙女，一位同样信奉新教的少女——简·格雷（Lady Jane Grey）。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阴谋，旨在阻止天主教徒玛丽登基，并维持新教权贵的统治。 当简·格雷在伦敦塔被宣布为女王时，玛丽正在乡间。她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展现出了都铎家族血脉中蕴藏的果敢与勇气。她迅速逃往东安格利亚，那里是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地区。她竖起王旗，号召所有忠于都铎正统血脉的人民支持她。 出乎所有政治家意料的是，英格兰的民心，站在了玛丽这一边。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部分新教徒，他们或许不赞同玛丽的信仰，但他们更无法容忍一场非法的权力篡窃。人民对亨利八世合法子女的忠诚，超越了宗教分歧。玛丽的军队像滚雪球一样壮大，诺森伯兰公爵的政变在短短九天内便土崩瓦解。玛丽在一片欢呼声中进入伦敦，成为了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女王。这不仅仅是一次权力的交接，更是一次民意的胜利，证明了在人民心中，血脉的正统性依然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玛丽登基之时，已经37岁。半生的压抑与苦难，让她将恢复天主教视为自己神圣的使命，是上帝让她登上王位的唯一目的。她要做的，不仅仅是让英格兰重回罗马教廷的怀抱，更是要涤荡她父亲和弟弟统治时期留下的“异端邪说”。

玛丽首先废除了爱德华六世时代的新教法律，恢复了天主教的弥撒。她小心翼翼地与议会周旋，逐步重建被摧毁的修道院。起初，她的政策是温和的，希望通过说服而非暴力来引导国家回归旧教。然而，她很快发现，新教思想在英格兰，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阶层和商人中，已经扎下了比她想象中更深的根。她的理想主义，开始与残酷的政治现实发生碰撞。

为了巩固天主教在英格兰的统治，并寻求强大的外部支持，玛丽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与她的表侄，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君主——西班牙的费利佩王子（后来的费利佩二世）结婚。这场婚姻，在她看来是神圣的联盟，但在英格兰臣民眼中，却是一场灾难。他们恐惧英格兰会因此沦为西班牙的附庸，被卷入哈布斯堡王朝无休止的欧洲战争中。 这场联姻在国内激起了剧烈的反对，甚至引发了以托马斯·怀亚特（Thomas Wyatt）为首的武装叛乱。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却让玛丽的统治变得更加强硬和多疑。她将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囚禁于伦敦塔，怀疑她与叛乱有染。而她所期盼的爱情与婚姻，也并未带来幸福。费利佩对她冷淡而疏远，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英格兰的资源为西班牙服务。这场政治联姻，最终只给玛丽带来了孤独和政治上的负资产。

当温和的劝说无效，且面临着持续的政治反抗时，玛丽的宗教政策开始变得严酷。1555年，英格兰恢复了中世纪用来惩罚异端的《异端法案》。一场惨烈的宗教迫害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近三百名新教徒，因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被公开绑上火刑柱烧死。这些人中，有像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这样的宗教领袖，也有许多普通的工匠、妇女和农民。这些公开的处决，场面极其残酷，旨在震慑所有“异端”，但其结果却适得其反。殉道者的鲜血，非但没有扑灭新教的火焰，反而激起了民众的同情与愤慨，将他们塑造成了英雄。而活字印刷术的普及，让这些殉道者的故事被迅速传播开来，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的《殉道者之书》（Foxe's Book of Martyrs）更是将玛丽的形象永远地钉在了“血腥”的十字架上。讽刺的是，她越是努力地想要用火来净化英格兰的灵魂，就越是将更多的人推向了新教的阵营。

在统治的最后几年，玛丽的生命被一连串的幻灭所笼罩。她最大的渴望，是能为英格兰诞下一位天主教继承人，以确保她的事业能够延续。她曾两次经历假孕，腹部隆起，全国为之庆祝，但最终都只是一场空欢喜。这些“幽灵怀孕”不仅摧毁了她的健康，更让她在政治上备受打击，被许多人视为上帝不悦的征兆。 与此同时，为了支持丈夫费利佩的战争，英格兰被迫与法国开战，结果却在1.558年失去了其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块领地——加来（Calais）。加来被英格兰占领了二百多年，是民族荣耀的象征。它的丢失，对整个国家而言是奇耻大辱。据说，玛丽在临终前曾悲伤地说：“当我死后，你们剖开我的心脏，会在上面发现‘加来’和‘菲利普’的名字。” 1558年11月17日，在疾病与绝望中，玛丽一世与世长辞，终年42岁。她没有留下孩子，也没有能够实现自己恢复天主教的梦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王位将传给她一直提防的、信奉新教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她毕生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将随着她的死亡而烟消云散。

玛丽一世在历史中留下了一个充满争议的背影。在后世以新教为主流的英国历史叙事中，她是一个失败的、残暴的“血腥玛丽”。她的统治短暂而动荡，她的宗教政策被视为一场灾难，她的婚姻则被看作是国家利益的耻辱性牺牲。 然而，抛开这些脸谱化的标签，玛丽一世的“简史”揭示了更为复杂的历史真相。她是一位意志坚强、受过良好教育且极具勇气的女性。在那个女性被视为无法独立统治的时代，她凭借自己的合法权利和民众的支持，成功夺取了王位，成为了英格兰无可争议的第一位女王。她亲自处理政务，与议会和大臣们打交道，为女性统治树立了先例。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用自己充满荆棘的统治，为后来伊丽莎白一世辉煌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证明了一个女王同样可以手握权杖，驾驭这个国家。 她的悲剧，在于她个人的信仰与时代洪流的剧烈冲突。她试图用中世纪的虔诚，去阻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带来的现代性浪潮，这注定了她的失败。她是一位生错了时代的君主，一个被命运推上王座的悲剧性人物，她的故事提醒着我们，历史的进程往往是由无数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力量共同塑造的，而身处其中的个体，无论拥有多大的权力，最终也可能被这股洪流无情地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