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香料与国家机器：重商主义简史

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 并非一套严谨、系统的经济学理论，而更像是一幅在16世纪至18世纪间，欧洲新兴君主国家们共同绘制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经济蓝图。它是一套治国方略，一种思维模式，其核心信念简单而强大：一个国家的财富与权力，直接取决于其拥有的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数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像一个精明的商人，千方百计地多卖（出口）少买（进口），确保源源不断的金银流入国库。这股思潮，如同大航海时代的季风，驱动着帆船驶向未知，塑造了现代早期世界的经济格局、殖民体系乃至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

在重商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世纪的欧洲是一片经济上相对沉寂与割裂的大陆。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土地，权力则分散在无数封建领主手中。贸易虽然存在，但大多局限于地方集市或由威尼斯、热那亚等少数城邦主导的奢侈品贸易。对于大多数国王而言，他们的国库时常捉襟见肘，权力也因此受到贵族的极大限制。 然而，15世纪末的一系列事件，彻底打破了旧有的平衡。哥伦布的航船意外地撞见了美洲大陆，达·伽马则成功绕过非洲，开辟了通往印度香料群岛的新航路。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一经拉开，世界便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

从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西班牙征服者掠夺了数量惊人的黄金和白银。这些闪闪发光的贵金属，如洪水般涌入欧洲。一夜之间，财富的定义被改写了。土地依然重要，但它笨重、难以流动；而金银不同，它们是流动的权力。拥有黄金，国王就可以招募更强大的雇佣军，建造更坚固的要塞，打造更庞大的舰队，供养更忠诚的官僚体系。金银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终极标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全新的国家焦虑诞生了。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开始像一群守财奴一样思考：世界上的金银总量是有限的，就像一个巨大的蛋糕。要想让自己的国家分得更大的一块，就必须让别的国家少分一些。这种“零和博弈”的观念，成为了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石。经济不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以邻为壑的国家级战争。

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重商主义成为了欧洲各国心照不宣的“官方经济学”。它没有统一的经典，却有一套被广泛采纳的“工具箱”，每个国家都根据自身情况，对这套工具进行着不同的组合与实践。

如果说中世纪的炼金术士梦想将贱金属炼成黄金，那么重商主义者则在国家层面实践着一种更宏大的“经济炼金术”。其核心操作手法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 追求贸易顺差： 这是重商主义的“圣杯”。国家必须竭尽全力让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多出来的差额，外国就必须用黄金或白银来支付。为此，国家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干预。
• 实施保护主义： 为了减少进口，国家会对外来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甚至直接禁止某些商品的输入。同时，为了鼓励出口，政府会为本国的工场主和商人提供补贴、退税和各种特权，帮助他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
• 开拓与剥削殖民地： 殖民地在重商主义的棋盘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务于宗主国的经济利益。殖民地的使命有二：
  1. 廉价原料供应地： 为宗主国提供棉花、蔗糖、烟草、木材等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2. 商品倾销市场： 被迫购买宗主国生产的制成品。殖民地被严禁发展自己的制造业，更不准与宗主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自由贸易。
• 发展国家工商业： 重商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仅仅出口原材料是低效的。将羊毛加工成呢绒再出口，其价值会成倍增长。因此，各国都大力扶持本国的制造业，希望将国家打造成一个巨大的加工厂。
• 垄断特许公司的崛起： 为了更高效地执行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形式——特许垄断公司应运而生。著名的东印度公司（无论是英国的还是荷兰的）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公司被国家授予了特定地区的贸易垄断权，它们拥有自己的舰队、军队，甚至可以在海外宣战、媾和、建立殖民据点，俨然一个个“公司帝国”。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是重商主义最狂热的实践者。他坚信法国的强大取决于国库中的金币数量。为此，他大力扶持里昂的丝绸、戈白兰的挂毯等奢侈品制造业，因为这些高附加值产品能从欧洲其他国家赚取大量金银。同时，他投入巨资建设法国海军，以保护本国的海外贸易。 而海峡对岸的英国，则将重商主义的矛头直指其最大的商业竞争对手——荷兰。从1651年起，英国议会陆续通过了一系列《航海法案》，其核心条款规定：任何运往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承运。这一系列法案如同一把精准的手术刀，沉重打击了依赖转口贸易和海运服务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并最终引发了数次英荷战争。这正是重商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经济竞争最终会演变为真刀真枪的军事冲突。

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辉煌之后，支撑重商主义大厦的梁柱开始出现裂痕。其内在的矛盾和外部环境的剧变，共同宣告了它黄昏的来临。

重商主义的“成功”，恰恰孕育了其自身的毁灭。 首先，殖民地的反抗是压垮骆驼的第一根稻草。北美十三州的人民越来越无法忍受宗主国的剥削。他们被迫以低价出售自己的原材料，却要以高价购买英国的工业品，还需承担各种税负以供养大英帝国。那句著名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本质上就是对重商主义体系最直接的控诉。最终，美国独立战争的枪声，敲响了旧殖民帝国的第一声丧钟。 其次，走私贸易的盛行让国家的经济管制形同虚设。高昂的关税壁垒催生了庞大的地下经济。精明的商人们总能找到绕开管制的办法，将货物偷偷运进或运出。国家试图用行政命令扭曲市场，市场则用无处不在的走私作为回应。 最后，持续的战争耗尽了国力。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使得欧洲强国之间战事连绵不绝。战争的开销极其巨大，往往超过了从贸易顺差和殖民地掠夺中所获得的收益。国家为了金银而战，最终却因为战争而负债累累。

当旧体系在现实中步履维艰时，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也在悄然酝酿。法国的重农学派率先提出，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农业，而非金银。但真正给予重商主义致命一击的，是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和他于1776年出版的巨著——《国富论》。 亚当·斯密用一套全新的、更具说服力的故事，彻底颠覆了重商主义的逻辑：

• 财富源于生产： 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并非其金库里堆积的金银，而是其国民每年生产的全部商品和劳务的总和。财富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在一个固定的总量里进行抢夺。
• “看不见的手”： 市场本身就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政府的过度干预，往往会扭曲资源的最优配置，反而阻碍财富的增长。
• 自由贸易的好处： 斯密雄辩地论证，自由贸易对所有参与国都有利。每个国家都应专注于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然后通过交换，最终所有国家都能获得比自给自足时更多的商品。世界经济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个可以共同做大的“正和博弈”。

斯密的思想，如同吹散迷雾的强风，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时代提供了理论基础。当蒸汽机开始轰鸣，工厂的烟囱喷出滚滚浓烟时，人们发现，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化生产创造财富的效率，远远超过了囤积金银和争抢殖民地。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成为了新的时代强音。

进入19世纪，重商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性的国家政策，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它从未真正远去。它的幽灵，至今仍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徘徊。 当我们看到现代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关税壁垒、产业补贴、对“贸易逆差”的焦虑，以及将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的种种做法时，我们都能听到重商主义的历史回声。这种被称为“新重商主义”的现象表明，尽管自由贸易的理念已成为全球共识，但那种利用经济手段追求国家权力与相对优势的古老冲动，依然深植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之中。 重商主义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国家如何开始学习像一个“商人”一样思考的故事。它充满了对黄金的迷恋、对邻国的猜忌和对帝国的渴望。它曾是推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第一股强大动力，也曾是无数战争与冲突的根源。虽然它的理论已被超越，但它所提出的那个核心问题——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国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至今仍是人类社会需要不断回答的终极追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