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 格里菲斯：用光影雕刻史诗的电影先知

大卫·沃克·格里菲斯 (David Wark Griffith)，一个在电影史上投下巨人和魔鬼双重阴影的名字。他被誉为“电影艺术之父”，因为在他之前，电影不过是游乐场里的新奇把戏，是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将这种闪烁的光影游戏锻造成一门能够叙述宏大史诗、探索人类内心深处情感的独立艺术。他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部分电影语法：特写镜头带来的情感冲击，平行剪辑制造的紧张悬念，以及宏大场面调度所营造的史诗感。然而，这位为电影注入灵魂的先知，也用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一个国家的诞生》释放了种族主义的恶魔，其深远的社会创伤至今仍未愈合。格里菲斯的简史，不仅是一个天才导演的艺术崛起与人性坠落，更是一部关于新生媒介如何在一瞬间同时展现其创造与毁灭之惊人力量的启示录。

在D.W. 格里菲斯登场之前，世界还不知道“电影”为何物。或者说，人们知道的，仅仅是它的雏形。那是一种被禁锢在“活动视镜”小盒子里的动态照片，或是在集市帐篷里引人发笑的短片：火车进站、工人下班、魔术师变戏法。这是一种技术奇观，一种娱乐杂耍，却鲜有人想过，它能成为一种与戏剧或小说比肩的叙事艺术。当时的影片，通常由一个单一、固定的长镜头构成，摄影机像一位坐在剧院最佳位置却无法移动的观众，冷漠地记录下镜头前发生的一切。故事是平面的，人物是扁平的，情感是遥远的。 正是在这个黎明前的混沌时代，一位失意的剧作家和演员，为了生计，不情愿地踏入了这片他打心底里瞧不起的领域。他就是大卫·沃克·格里菲斯。出生于1875年的肯塔基州，格里菲斯是南北战争时期一位南方邦联上校的儿子。战后的家道中落与南方贵族的昔日荣光，在他心中种下了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怀旧情结，这成为理解他日后创作的一把关键钥匙。他梦想成为伟大的作家，却四处碰壁，最终在1907年，为了每天5美元的薪酬，他开始向爱迪生公司出售电影剧本，并作为演员出镜。 他很快发现，这个被他鄙视的新媒介，潜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与僵硬的舞台不同，摄影机可以移动，可以聚焦，可以切割时间与空间。他的野心不再是写出伟大的剧本，而是要用摄影机来书写。1908年，他加入了比沃格拉夫公司 (Biograph Company)，正式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无奈之举，即将开启一场颠覆视觉世界的革命。

1908年到1913年，是格里菲斯的“创世纪”时期。在比沃格拉夫公司狭小的摄影棚里，他以惊人的速度执导了超过450部短片。这个地方成了他的实验室，每一次拍摄都是一次大胆的实验。他像一位语言学家，从无到有地创造着一套全新的视觉词汇、句法和语法。正是在这里，电影的“语言”被系统地发明、组合并臻于完善。

格里菲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摄影机从“剧院观众”的座位上解放出来。他意识到，电影的画框并非舞台的画框，它是一个可以主动选择、引导观众注意力的窗口。

• 特写镜头 (Close-up) 的诞生： 在格里菲斯之前，演员的面部表情在远景中模糊不清。当他第一次要求摄影师将镜头推近，只为拍摄演员脸部的细微变化时，他的老板惊恐地质问：“观众只想看演员的全身，谁会花钱看半个演员？” 格里菲斯坚持己见。当莉莲·吉许 (Lillian Gish) 充满恐惧的眼神占据整个银幕时，观众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情感不再需要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来传达，它通过眼神的闪烁、嘴角的抽动被直接传递。这是电影心理深度的开端。
• 景别的革命： 他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远景、全景、中景和特写，像一位作曲家运用不同的音符。远景用来交代环境的宏大，建立史诗感；中景关注人物的互动；特写则深入角色的灵魂。镜头的远近交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节奏，引导着观众的情绪起伏。

如果说景别的变化是电影的“词汇”，那么剪辑就是电影的“语法”。格里菲斯并非最早使用剪辑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理解并系统化运用其叙事潜力的人。

• 交叉剪辑 (Cross-cutting) 的发明： 这是格里菲斯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是现代动作电影的基石。在《电话少女》(The Lonely Villa, 1909) 中，他大胆地将三个场景交替剪辑在一起：被困在屋内的女主角、屋外试图破门的窃贼，以及远处正急速赶回家救援的男主角。银幕上的画面在三者之间快速切换，时间在看似并行的空间中被拉伸、压缩。观众的心被提到了嗓子眼，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感诞生了。这种“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模式，至今仍是商业电影屡试不爽的法宝。他证明了电影不仅可以讲述一个故事，更可以控制观众的感受。
• 闪回 (Flashback) 的运用： 格里菲斯也开始探索在叙事中插入过去的片段，以解释人物的动机或背景故事。这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让电影的叙事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富有层次。

通过这些革命性的技巧，格里菲斯将电影从一种简单的记录工具，转变为一种强大的叙事媒介。他手下的演员，如玛丽·璧克馥 (Mary Pickford) 和莉莲·吉许，也发展出一种更适合镜头表现的、更为自然内敛的表演风格。短短五年间，他不仅将电影制作的工艺水准推向了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了电影一颗能够思考和感受的“心”。

当格里菲斯离开比沃格拉夫公司时，他已经不满足于拍摄十几分钟的短片了。他心中的南方旧梦，那些从父亲口中听来的关于战争、荣誉和悲剧的故事，驱使着他去创作一部前所未有的史诗。他要用自己发明的电影语言，去讲述整个国家的“神话”。 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横空出世。这部长达三小时的巨作，在技术和艺术上是无可争议的里程碑。它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大片。格里菲斯将他在比沃格拉夫时期磨炼的所有技巧都运用到了极致：精心调度的战争场面，数千名群众演员的奔走，对历史细节（尽管是扭曲的）的考究，以及交叉剪辑在林肯遇刺和结尾高潮营救段落中的完美应用。影片取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据说其票房收入足以偿还当时美国国债的一部分。它向全世界证明，电影可以承载严肃宏大的主题，其商业潜力无可估量，直接催生了好莱坞作为世界电影中心的崛起。 然而，这部奠定了电影艺术基石的作品，其地基却建立在剧毒的种族主义之上。影片的后半部分，改编自一本鼓吹白人至上主义的小说《同族人》(The Clansman)。它将美国重建时期描绘成一场黑人统治下的混乱暴政，并将三K党 (Ku Klux Klan) 塑造成了拯救南方白人、重建秩序的英雄骑士。片中对非裔美国人的刻画是极度丑化和非人化的，充满了最恶毒的刻板印象。 《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不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的种族主义思潮，更是煽动和合法化了它。影片上映后，早已销声匿迹的三K党在美国各地死灰复燃，并以影片为“圣经”展开了新一轮的恐怖活动。无数非裔美国人因此遭受迫害甚至丧生。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白宫观看了此片后，甚至评论道：“这就像用闪电书写历史，而我唯一的遗憾是，这一切都是如此真实。” 这部电影成为了一个恐怖的范例：一种新媒介的强大力量，可以多么有效地传播仇恨，并对现实世界造成多么深远的伤害。 格里菲斯的艺术成就与他的道德盲区，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合。他创造了电影的辉煌，也揭示了其最黑暗的可能。

面对《一个国家的诞生》引发的巨大争议和抗议，格里菲斯感到震惊和委屈。他坚称自己只是在讲述历史，并认为自己是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受害者。为了回应批评，也为了证明自己的艺术高度，他倾尽所有，拍摄了一部野心更为庞大的作品——《党同伐异》(Intolerance, 1916)。 这是一部结构极其复杂的电影，它同时讲述了四个跨越2500年历史的故事，从古巴比伦的陷落，到基督受难，再到16世纪法国的宗教屠杀，以及一个现代美国的劳资冲突故事。这四个故事通过一个摇着摇篮的母亲形象（由莉莲·吉许扮演）贯穿起来，共同指向一个主题：人类历史上，偏见与不宽容如何一次次导致悲剧。 从技术上讲，《党同伐异》比《一个国家的诞生》走得更远。古巴比伦城的布景宏伟壮观，其规模在当时简直匪夷所思。影片结尾处，四个故事的营救高潮被并行剪辑在一起，节奏越来越快，形成了一股情感的洪流，其剪辑技巧之复杂炫目，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这部试图宣扬“宽容”的杰作，却遭遇了商业上的惨败。对于1916年的观众而言，其超前的叙事结构过于晦涩难懂，其说教意味也太过浓厚。这部电影几乎耗尽了格里菲斯所有的财富和精力，也标志着他创作巅峰的终结。 在此之后，格里菲斯虽然也拍出了《残花泪》(Broken Blossoms, 1919) 这样的艺术佳作，但他似乎再也无法企及昔日的高度。他一手创建的电影产业，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制片厂制度的兴起，让导演的个人权威逐渐被制片人所取代。格里菲斯这位习惯于全权掌控的“暴君”，显然无法适应新的游戏规则。更致命的是，有声电影时代到来了。这位沉默的视觉诗人，无法在他的影像中找到声音的位置。他的最后几部有声片尝试都归于失败。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位开创了电影时代的巨人，被他亲手开启的时代无情地抛弃了。

D.W. 格里菲斯的晚景凄凉。他被好莱坞遗忘，孤独地生活在酒店房间里，于1948年逝世。然而，他的幽灵从未离开过电影世界。 他的遗产是双重的，也是电影史上最复杂、最令人不安的遗产之一。 一方面，他是无可争议的电影语言之父。每一个用特写镜头捕捉演员神情的导演，每一个用交叉剪辑制造悬念的剪辑师，每一个试图用影像讲述宏大故事的创作者，都站在他的肩膀之上。从奥逊·威尔斯到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无数电影大师都公开承认他们从格里菲斯那里学到了电影的基本法则。他将电影从一种技术提升为一门艺术，其贡献不可磨灭。 另一方面，他也是电影作为大规模宣传工具的始作俑者。他用《一个国家的诞生》证明，电影可以多么有效地塑造公众舆论，传播偏见，甚至煽动暴力。这道由他划下的伤疤，深刻地烙印在美国的社会肌理之中，也为后来的宣传电影（如莱妮·里芬斯塔尔为纳粹拍摄的影片）提供了黑暗的蓝图。 D.W. 格里菲斯的简史，最终是一个关于创造的警世恒言。它告诉我们，媒介本身是中立的，但使用它的人却并非如此。他为电影这把强大的武器装上了第一颗子弹，既射向了艺术的星空，也射向了人性的深渊。至今，当我们坐在黑暗的影院里，为银幕上的悲欢离合而动容时，我们仍在感受着这位电影先知在一个多世纪前，用光影投下的那道复杂、矛盾，既光辉又阴暗的巨大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