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如何重塑了世界

光荣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这场在1688年的英格兰上演的政治大戏，远非其名讳所暗示的那般充满荣光与庆典。它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几乎兵不血刃的宫廷政变，一次“不流血的革命”。然而，它的“光荣”之处，在于它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相对和平的方式，终结了英国君主专制的企图，为现代君主立宪制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它并非一场自下而上的暴力起义，而是一次由议会贵族主导的权力转移。这不仅仅是国王的更迭——从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到他的新教徒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三世——更是一份全新的国家契约的诞生。这份契约，即《权利法案》，将国王置于法律之下，而非法律之上，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英国，并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里，将涟漪扩散至大洋彼岸，影响了整个现代世界的政治版图。

要理解1688年的那场“光荣”革命，我们必须回到四十多年前，回到那个萦绕在所有英国人心头的巨大创伤——英国内战。那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冲突，最终以国王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的死亡而告终。国王的头颅落地，不仅终结了一个人的生命，更砸碎了一样神圣的东西：君权神授的古老观念。 尽管在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重登王位，但那道深刻的裂痕从未真正愈合。整个英国社会都笼罩在对内战重演的恐惧之中。复辟后的英国，就像一个走过钢丝的杂技演员，小心翼翼地在国王的权力和议会的权力之间寻求平衡。查理二世是个聪明的政治玩家，他深知父亲的悲剧，因此在位期间，他虽然内心同情天主教，并试图扩大王权，但总能在议会反弹的最后一刻选择妥协。 然而，这脆弱的平衡在他弟弟詹姆士二世于1685年继位后，被彻底打破。詹姆士二世与他哥哥不同，他是一位公开、虔诚且固执的天主教徒。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口是新教徒，且普遍将天主教与法国式的专制暴政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隐患。詹姆士二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不仅要为天主教徒争取信仰自由，更试图恢复国王失去的绝对权力。他就像一个试图逆转时钟的人，想要将英国拉回到那个国王意志即是法律的时代。

詹姆士二世的统治是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挑衅。他无视议会制定的《审查法案》——该法案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并开始在军队和政府中安插自己的亲信。他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这在习惯了没有大规模陆军的英国人看来，无异于国王准备用来镇压人民的工具。更火上浇油的是，他发布了《信仰自由宣言》，试图以国王敕令的形式，绕过议会，给予天主教徒和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平等的权利。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宗教宽容的进步之举。但在当时英国新教精英眼中，这不过是国王削弱国教、扶植天主教势力的阴谋。他们恐惧的并非宽容本身，而是这份“宽容”是由谁、以何种方式赐予的。如果国王可以凭一己之意废除一项法律，那么他明天也可以废除所有法律。这触及了议会权力的核心，也唤醒了人们对专制君主的集体恐惧。 尽管如此，多数人仍在忍耐。因为詹姆士二世没有男性继承人，他的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都是虔诚的新教徒，并且分别嫁给了新教的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和丹麦的乔治王子。人们普遍认为，只要熬到詹姆士二世去世，他的新教徒女儿玛丽继位，一切就会回到正轨。这是一种典型的英式耐心——等待问题自行解决。 然而，1688年6月10日，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彻底击碎了这份耐心。詹姆士二世的王后，同样是天主教徒的摩德纳的玛丽，诞下了一名男婴——詹姆士·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这个孩子的诞生，意味着英国将迎来一个天主教王朝，新教徒的希望彻底破灭。对于那些反对詹姆士二世的辉格党与托利党贵族来说，等待不再是选项，一场政治风暴已然无可避免。

就在小王子诞生后不久，七位英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包括辉格党和托利党的领袖——秘密联合起来，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历史的决定。他们冒着叛国的风险，向远在荷兰的奥兰治的威廉发出了一封密信。威廉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婿，也是欧洲新教世界的领袖，正与天主教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斗争。 这封信与其说是一份邀请，不如说是一份政治契约和军事请求。信中，七位贵族向威廉保证，如果他能带领军队登陆英格兰，以“保卫新教和自由”为名，那么他将得到英国人民和军队的广泛支持。 对于威廉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并非单纯为了妻子的继承权，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一个与法国结盟的天主教英国，将是荷兰乃至整个欧洲新教势力的噩梦。控制英国，意味着他可以将这个强大的海洋国家纳入反法同盟，彻底扭转欧洲的实力天平。 于是，在精心准备之后，1688年11月5日，威廉率领着一支由数百艘船只和一万五千名士兵组成的庞大舰队，在英格兰西南的托贝港登陆。这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日子——恰好是83年前挫败天主教“火药阴谋”的纪念日。 接下来的故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詹姆士二世拥有数量上占优的军队，但他的统治已是众叛亲离。高级军官们纷纷倒戈，包括他最信任的将领约翰·丘吉尔（未来的马尔博罗公爵），甚至他的小女儿安妮公主也离他而去。詹姆士二世的神经彻底崩溃了，他没有选择战斗，而是陷入了恐慌和犹豫。在两次失败的逃跑尝试后，他最终在威廉的默许下，成功“逃”往法国。 威廉巧妙地将詹姆士的离去描绘成“自行退位”，从而避免了处死国王的政治难题。一场潜在的血腥内战，就这样以一种近乎荒诞的和平方式落下了帷幕。没有大规模的战役，没有成千上万的伤亡，权力的交接就这样完成了。这，就是“光荣革命”的“光荣”所在。

国王跑了，王位空了。但这恰恰是议会所期待的局面。1689年，议会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宣布詹姆士二世“退位”，并将王位联合授予威廉和玛丽。但这并非一次无条件的授权。在加冕之前，新国王和女王必须接受一份由议会起草的文件——《权利宣言》，这份文件在稍后被制定为正式法律，即永载史册的《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不是一部深奥的哲学著作，而是一份极为务实的政治文件。它像一份清单，逐条列举了詹姆士二世的“罪状”，并规定未来的国王再也不能重蹈覆辙。它的核心条款，彻底重塑了英国的政治结构：

• 国王的限制： 国王无权中止或废除法律；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
• 议会的权力： 议会必须定期召开；议员在议会中的言论自由必须得到保障。
• 公民的权利： 确立了人民向国王请愿的权利；禁止设立残酷和非常的惩罚。

这份法案的革命性在于，它从根本上颠覆了“君权神授”的逻辑。权力不再是从上帝流向国王，再由国王施予人民；而是源于人民（由议会代表），授予国王。国王成为了国家的最高执行官，但他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从此，英国的政治格言不再是“国王就是法律”，而是“法律就是国王”。

光荣革命的直接后果是英国政治的稳定。议会与王权的长期斗争告一段落，一种可预测的、基于法律的政治环境得以形成。这种稳定，成为了英国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里崛起的基石。 这场革命最意想不到的遗产之一，是它催生了一场金融革命。为了支持威廉三世与法国的长期战争，英国政府急需一种稳定而庞大的融资机制。在过去，国王的信誉就是国家的信誉，而国王的信誉往往很不可靠。但现在，权力掌握在议会手中，由议会批准的国债有了整个国家税收作为担保。基于这种新的信誉，1694年，英格兰银行应运而生。这家半私半官的机构，通过发行纸币和管理国债，为英国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这使得英国能够供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和战争，为其日后建立“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同时，《1689年宽容法案》的通过，虽然未能给予天主教徒完全的平等，但结束了对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迫害，极大地缓和了国内的宗教矛盾，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活力。 光荣革命的影响远不止于英伦三岛。它的思想，特别是思想家约翰·洛克为其辩护的理论——政府的合法性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利——漂洋过海，来到了北美殖民地。近一个世纪后，当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时，他的思想武器库中，装满了源自光荣革命的弹药。美国宪法中关于权力分立、制衡以及《权利法案》对公民自由的保障，无不回响着1688年那场不流血革命的精神。 光荣革命的故事告诉我们，最深刻的变革，有时并非来自最激烈的暴力。它是一场关于规则的革命，一场用法律、契约和妥协代替刀剑的胜利。它没有建立一个乌托邦，却创造了一个更稳定、更自由、也更强大的国家范式。它将古老的君主制外壳保留下来，却为其注入了全新的、属于现代的灵魂，最终，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