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算机文明的黎明时期，当代码如同新大陆的土壤一样，自由而开放地被耕种与分享时，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与程序员站了出来。他不是为了创造更快的算法或更炫的界面，而是为了捍卫一种即将逝去的精神——软件的自由。他就是理查德·斯托曼 (Richard Stallman)，一个程序员、一位哲人，更是一场思想运动的先知。他不仅仅编写代码，更用代码谱写了一部关于自由、共享与反抗商业逻辑的史诗。斯托曼发起的GNU项目，以及他所奠定的自由软件哲学，如同一颗投入数字世界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至今仍在塑造着我们与技术的关系。他的故事，是计算机早期乌托邦理想的挽歌，也是一场为夺回数字公地而发起的漫长远征。
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那是一个属于黑客的黄金时代。在这里，“黑客”并非贬义，而是对那些热衷于探索技术边界、以智力挑战为乐的顶级程序员的最高赞誉。实验室的文化建立在一种近乎原始共产主义的共享精神之上。源代码——软件的“设计蓝图”——被视为公共财富，任何人都可以阅读、修改和分享。理查德·斯托曼，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程序员，正是这个伊甸园中的一员。他沉浸在代码的世界里，修复错误、增添功能，并与同伴们自由地交流思想。这个环境塑造了他对软件的认知：软件应当是自由流动的知识，而非被禁锢的私有财产。
然而，伊甸园的宁静很快被打破。进入80年代，计算机产业的商业化浪潮汹涌而至。曾经的黑客同伴们被高薪挖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将他们的代码变成了专有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用保密协议和许可证将其层层锁住。MIT实验室的共享文化土崩瓦解。对斯托曼而言，最具象征性的事件莫过于一台新的施乐打印机。当他发现打印机软件存在缺陷，想要像过去一样修复它时，却被告知无法获取其源代码，因为那是商业机密。这个“被锁住的打印机”成为一个隐喻，象征着一个开放合作的时代正被一个封闭、专有的新秩序所取代。知识第一次被大规模地关进了“牢笼”，斯托-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窒息与孤立。
面对一个不再自由的世界，斯托曼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1984年，他毅然辞去MIT的职位，发表了著名的“GNU宣言”，开启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远征。他要凭一己之力，重新创造一个完整的、完全由自由软件构成的操作系统，以此替代当时主流的、专有的Unix系统。他将这个宏伟的计划命名为`GNU项目`，其递归缩写“GNU's Not Unix”本身就是一句充满黑客幽默的战斗口号。 为了给这场运动奠定哲学基石，斯托曼提出了“自由软件”的核心理念。这里的“自由”（Free）并非指价格免费，而是指用户的“自由权利”。他将其定义为四项基本自由：
为了在法律上捍卫这些自由，斯托曼和自由软件基金会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 创造了通用公共许可证（GPL），这份天才的法律文件利用版权法本身，确保了任何基于GPL代码的衍生作品也必须保持自由。
在接下来的近十年里，斯托曼和他的追随者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几乎完成了构成一个完整操作系统所需的所有核心部件——编译器、文本编辑器、命令行工具等等。然而，这幅宏伟的蓝图始终缺少最关键的一块拼图：操作系统的内核（Kernel）。 就在此时，历史的偶然性展现了它的魔力。1991年，在遥远的芬兰，一位名叫林纳斯·托瓦兹 (Linus Torvalds) 的大学生出于个人兴趣，编写了一个小小的内核，并将其命名为“Linux”。他将这个内核在互联网上发布，并采用了GPL许可证。这个无心之举，却恰好弥补了GNU项目的最后一块短板。开发者们迅速将成熟的GNU软件工具集与新生的Linux内核结合在一起，一个强大、稳定且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GNU/Linux`——奇迹般地诞生了。它如同一艘由无数志愿者共同建造的巨轮，驶入了由商业巨头主宰的数字海洋。
GNU/Linux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它成为了全球互联网服务器的基石，驱动着从超级计算机到安卓智能手机的无数设备。斯托曼的理想，以一种他自己也未曾完全预料的方式，成为了现实。他的自由软件哲学，也催生了后来更侧重于开发效率和商业合作的`开源` (Open Source) 运动，尽管斯托曼本人始终坚持“自由”比“开源”更重要，因为它关乎道德与权利，而不仅是开发模式的优劣。 时至今日，理查德·斯托曼依然是那个永不妥协的先知。他坚持使用过时的硬件，拒绝使用手机，以最严苛的方式践行着自己的数字戒律。他的偏执和直言不讳的性格为他带来了巨大的争议，但无人能否认，正是这份不合时宜的“顽固”，才让他在三十多年前，独自一人向着商业化的巨风发起了冲锋。他就像一位孤独的守望者，用一生来提醒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永远不要忘记追问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是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