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 并非一种严格的风格，而是一场席卷20世纪初欧洲的精神风暴。它宣告，艺术的终极目的不再是描绘我们双眼所见的外部世界，而是要用最原始、最猛烈的方式，将艺术家内心的情感与体验彻底宣泄出来。如果说此前的艺术是一扇朝向风景的窗户，那么表现主义则是一面直接映照灵魂深处骚动、焦虑与狂喜的镜子。它扭曲色彩，肢解形态，放弃和谐，目的只有一个：让情感本身，而非客观现实，成为画布上唯一的主角。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呐喊，是在一个正在失去信仰、走向混乱的时代里，人类个体存在感的终极断言。
19世纪末的欧洲，表面繁华，内里却暗流涌动。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进程，让无数人涌入拥挤、疏离的都市，传统社群的温情被冰冷的机器与匿名的邻里所取代。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动摇了千年的信仰根基；弗洛伊德则揭示了潜意识的幽暗深渊，暗示人类并非自身理性与意志的主人。 在艺术领域，Impressionism 将光与色的瞬间捕捉到了极致，但其对客观视觉的忠诚，在许多年轻艺术家看来，已无法承载这个时代的精神重负。与此同时，Photography 的诞生与普及，更是釜底抽薪，剥夺了绘画记录现实的传统功能。如果一台相机能比任何画笔都更“真实”，那么绘画的意义何在？ 正是在这种普遍的身份焦虑中，几位先驱者为即将到来的风暴指明了方向：
这些孤独的探索者，共同铺设了一条道路：艺术不再向外看，而要向内挖。
表现主义的火焰，最终在德国被两群志同道合的年轻艺术家点燃。他们自发形成社团，像原始部落一样聚集在一起，试图用艺术创造一个对抗冰冷现实的精神共同体。
1905年，在德累斯顿，一群建筑系学生——包括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 (Ernst Ludwig Kirchner) 和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 (Karl Schmidt-Rottluff)——成立了“桥社 (Die Brücke)”。“桥梁”这个名字，象征着他们渴望与一切“革命性”的力量连接，并搭建一座通往未来的艺术之桥。 他们的艺术是粗粝、直接且充满感官刺激的。他们着迷于都市的边缘生活——舞厅里的舞女、街头的路人、拥挤的人群。在他们的笔下：
桥社的艺术，是一声发自大城市心脏地带的、充满青春期躁动的嘶吼。
几年后，在慕尼黑，另一群艺术家围绕在俄国人瓦西里·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和德国人弗朗茨·马尔克 (Franz Marc) 周围，组成了“蓝骑士社 (Der Blaue Reiter)”。他们的追求更为内敛和形而上。 “蓝骑士”这个名字源于康定斯基对蓝色的偏爱和马尔克对马的钟情，它本身就充满了浪漫与诗意。他们不像桥社那样关注都市的丑陋，而是试图透过可见世界的外壳，去捕捉宇宙内在的精神节律。
如果说桥社是神经的呐喊，那么蓝骑士则是灵魂的低语。他们与同时期在法国兴起的Cubism 一道，将西方艺术彻底推向了现代。
表现主义的影响力远不止于绘画。它像一种时代的情绪病毒，迅速感染了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表现主义的悲观情绪提供了最残酷的注脚。许多艺术家（如弗朗茨·马尔克）战死沙场，幸存者则带着更深的创伤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成为了对一个文明崩溃时代的血泪见证。
进入1920年代后期，随着德国社会趋于稳定，表现主义的激情逐渐消退，被更为冷静、客观的“新即物主义 (New Objectivity)”所取代。而1933年纳粹上台，则为它敲响了丧钟。希特勒将表现主义与所有现代艺术一同斥为“堕落艺术”，大肆查抄、焚烧和拍卖，无数杰作就此流离失所或永远消失。 然而，这场精神风暴并未就此终结。它的核心理念——艺术是主观情感的表达——已经永远地改变了艺术的定义。许多德国艺术家流亡海外，尤其是美国，将表现主义的种子带到了新的土壤。二战后，在纽约崛起的“抽象表现主义 (Abstract Expressionism)”，如杰克逊·波洛克那“滴洒”的画布，正是德国表现主义精神在战后世界的回响。 从蒙克的呐喊到基希纳的街景，再到康定斯基的抽象交响，表现主义的生命周期虽然短暂，但它的遗产却无比深远。它赋予了艺术家前所未有的自由，让他们可以直面灵魂，用画笔、文字或胶片，发出属于自己也属于整个时代的声音。从此以后，艺术不再仅仅是美的装饰，更是一种强有力的、审视内心与批判现实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