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 (Behaviorism) 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试图将心理学从一门探讨虚无缥缈的意识和感觉的“软”学问，改造为一门只研究可观察、可测量行为的“硬”科学。它的核心信条是，人类和动物的内心世界——那些思想、情感和欲望——是一个无法科学探究的“黑箱”。因此，心理学的任务不应是猜测箱子里有什么，而应是精确记录什么“刺激”（Stimulus）进入了这个箱子，以及什么“行为”（Response）从箱子里出来。它相信，所有复杂的行为，从谱写交响乐到坠入爱河，最终都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后天习得的、由环境塑造的刺激-反应联结。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派，更是一种世界观，它宣称自由意志或许只是一种错觉，而我们，不过是自身经历与环境奖惩的总和。
在20世纪的曙光降临之前，心理学这门新兴的学科仍然笼罩在哲学的古老迷雾之中。它的主要研究工具是一种被称为“内省法”的技术。威廉·冯特 (Wilhelm Wundt) 和他的学生们，像一群心灵的探险家，试图通过审视自己的意识，来绘制出思想和感觉的地图。他们会向受试者展示一个苹果，然后让他们详细描述自己内心的体验：“我看到了红色，感受到了光滑，闻到了果香……”这听起来很优雅，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主观性。张三的“红色”体验和李四的“红色”体验，永远无法被客观地比较或验证。心理学，因此被许多信奉实证主义的科学家讥讽为一门无法证伪、更接近于文学而非科学的学科。 正当这门年轻的学科在主观的泥潭中挣扎时，一道来自俄国生理学实验室的意外之光，为它照亮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伊凡·巴甫洛夫 (Ivan Pavlov) 是一位严谨的生理学家，他对心灵、意识之类的话题毫无兴趣。他的毕生追求是理解消化系统。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现在看来有些残酷的实验：通过手术将管子插入狗的唾液腺，以精确测量它们在进食时的唾液分泌量。然而，他的助手们很快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起初，狗只在看到或吃到食物时才会分泌唾液。但实验进行一段时间后，它们仅仅听到喂食助手的脚步声，甚至只是看到实验室的灯光，就会开始流口水。 对于一个纯粹的生理学家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干扰。巴甫洛夫最初称之为“精神分泌”，并感到十分恼火。但很快，他的科学直觉战胜了烦躁。他意识到，自己无意中触及了一个比消化更基本的学习机制。狗的大脑将一个原本中性的刺激（如脚步声、铃声），与一个能引发本能反应的刺激（食物）反复联系在一起。久而久之，中性刺激本身就获得了引发反应的能力。 巴甫洛夫抛开了他的消化研究，转而系统地研究这一现象。他摇响铃铛，随即喂食。重复多次后，仅凭铃声就能让狗分泌唾液。一个简单的、可测量的“刺激-反应”链条就此诞生。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经典条件反射” (Classical Conditioning) 的理论原型。这个发现的意义是革命性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学习和预期）可以通过纯粹客观、可观察的物理事件来研究，完全无需理会狗的“想法”或“感受”。心灵的黑箱虽然依旧紧闭，但巴甫洛夫找到了一个可以绕过它的方法。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名叫爱德华·桑代克 (Edward Thorndike) 的心理学家正在用猫进行着异曲同工的探索。他将饥饿的猫关进一个设计巧妙的“迷笼”里，笼外放着一盘鱼。猫必须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动作——比如拉动绳子、踩下踏板——才能打开笼门。 起初，猫在笼子里疯狂地抓挠、冲撞，完全是无头苍蝇般的试错。在某个偶然的瞬间，它可能无意中碰对了机关，笼门打开，它得到了食物奖励。当这只猫被一次又一次地放回笼中时，桑代克观察到，它那些无效的动作会逐渐减少，而那些能导向成功的动作则会越来越快地出现。最终，这只猫几乎一进笼子就能熟练地打开门锁。 基于这些观察，桑代克提出了著名的“效果律” (Law of Effect)。这个定律简单而强大：任何行为，如果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那么在未来相似情境下，该行为被重复的概率就会增加；反之，如果其结果是令人不快的，被重复的概率就会降低。这与巴甫洛夫的被动联结不同，它揭示了生物如何通过主动行为及其后果来学习。桑代克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准备了第二件强大的武器。
如果说巴甫洛夫和桑代克是为革命锻造兵器的工匠，那么约翰·华生 (John B. Watson) 就是那位高举旗帜、吹响号角的革命领袖。华生是一位雄心勃勃、言辞犀利的心理学家，他对内省法的含糊其辞感到极度不耐烦。他渴望一门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精确、客观、能够预测和控制研究对象的心理学。 1913年，华生发表了堪称行为主义“独立宣言”的论文——《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他开篇即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宣告：
“心理学，在行为主义者看来，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纯粹客观的实验分支。它的理论目标是预测和控制行为。内省法并非其方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这篇檄文彻底抛弃了“意识”、“精神状态”、“意象”等所有内部心理概念。在华生看来，这些都是无法触及的“鬼魂”。心理学应该研究的，仅仅是行为——那些可以被任何人观察、记录和测量的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他宣称，人类所有的行为，无论多么复杂，都是由一系列刺激-反应的链条构成的，而这些链条是在环境中通过条件反射建立起来的。 为了证明他理论的威力，华生进行了一场心理学史上最著名也最富争议的实验——“小艾尔伯特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个名叫艾尔伯特的9个月大婴儿。起初，艾尔伯特天真无邪，喜欢各种小动物，包括一只温顺的小白鼠。华生和他的助手首先确认，巨大的噪音（敲击铁棒）会让他本能地感到恐惧和哭泣。 实验正式开始。每当小艾尔伯特伸手触摸小白鼠时，华生就在他脑后猛地敲响铁棒。
经过仅仅七次这样的配对，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当研究人员再次单独把小白鼠放到艾尔伯特面前时，他一看到这个毛茸茸的小东西就立刻表现出极度的恐惧，放声大哭并试图爬开。他甚至对其他毛茸茸的物体，如兔子、狗、棉花，乃至圣诞老人面具，都产生了恐惧。 这个实验残酷地证明了华生的观点：像“爱”与“怕”这样深刻的情感，并非源自神秘的内心，而是可以通过简单的条件反射，像训练巴甫洛夫的狗流口水一样，被后天“塑造”出来。华生因此发出了他最著名的豪言壮语：
“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一个由我支配的特殊环境，让我在这个环境里养育他们，我敢担保，任意选择一个，不论他父母的才干、倾向、爱好如何，他都能被我训练成为任何一种人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乞丐或强盗。”
这是行为主义的巅峰宣言，充满了机械论的自信和对环境决定论的极致信仰。一个全新的心理学帝国，就此奠基。
如果说华生是帝国的开国皇帝，那么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 (B.F. Skinner) 则是这位帝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斯金纳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行为主义，使其从一种激进的哲学宣言，演变为一套精密、强大、影响深远的技术体系。 斯金纳认为，华生所关注的刺激-反应模式（经典条件反射）过于简单，它只能解释生物对环境的被动反应。而更有趣、更重要的，是生物如何主动地对环境进行操作，并被其行为的后果所改变。他继承了桑代克的“效果律”，并将其系统化，发展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 (Operant Conditioning) 理论。 为了精确地研究这一过程，他发明了一种后来被称为“斯金纳箱”的装置。这是一个被完全控制的微型世界。箱子里通常有一只鸽子或老鼠，一个杠杆（或按钮），以及一个食物分配器。动物在箱内自由探索，可能会偶然压一下杠杆。此时，如果一粒食物作为“强化物” (Reinforcer) 掉落下来，动物下一次按压杠杆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 斯金纳在这个小小的箱子里，发现了塑造行为的惊人力量：
斯金纳箱就像一个行为的炼金术实验室，在这里，行为可以被精确地分解、测量和重组。斯金纳由此得出一个更为激进的结论：人类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我们所谓的“选择”，不过是过去所有强化历史的总和。我们之所以选择做某件事，不是因为我们“自由地决定”了，而是因为这个行为在过去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奖励。 他的野心不止于实验室。在小说《瓦尔登第二》(Walden Two) 中，他构想了一个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来设计的乌托邦社会，那里没有犯罪，人人幸福快乐，因为所有人的行为都被精心地“设计”和“强化”了。在《超越自由与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一书中，他更是公开挑战了人类关于自由和自主的传统观念，认为要解决战争、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就必须放弃对虚幻自由的迷恋，转而用行为科学来系统地设计一个更好的文化。 在20世纪中叶，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帝国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它主宰了北美的心理学系，其原则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程序化教学）、临床治疗（行为矫正）和军事（训练信鸽导航导弹）等领域。这个帝国似乎无所不能，它承诺了一个可以用科学方法预测和控制一切人类行为的美好未来。
然而，就在行为主义帝国看似固若金汤之时，地基深处已然出现了无法忽视的裂缝。这个只关注外部行为的宏伟建筑，始终无法解释一些关键的人类现象。
这些裂缝最终汇成了一场地震。20世纪50至60年代，一场名为“认知革命” (Cognitive Revolution) 的新浪潮开始席卷心理学界。这场革命的到来，还得益于一个强大的新事物的诞生——计算机。 计算机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理解“黑箱”的绝佳模型。大脑不再是一个无法探究的谜团，而可以被看作一个信息处理系统，就像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心理学家们可以像程序员研究代码一样，开始研究那些看不见的心理过程：记忆的存储与提取、注意力的分配、问题的解决策略……“心智” (Mind) 这个被行为主义者驱逐了半个世纪的词汇，以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姿态，荣耀地回归了。
行为主义的帝国最终瓦解了。它那种试图用简单的环境法则解释所有人类复杂性的宏大梦想，被证明是过于天真和偏激的。心理学的大门被重新打开，内部的心智世界再次成为研究的焦点。 然而，一个伟大的帝国即使覆灭，也不会了无痕迹。行为主义的遗产深刻地融入了现代心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的肌理之中。它并没有“死亡”，而是被吸收、改造和整合了。
行为主义的简史，是一个关于雄心、简化与回归的故事。它是一场必要的矫枉过正，它用近乎残酷的客观性，将心理学从主观的迷雾中拖拽出来，强迫它戴上科学的镣铐，学会了严谨和实证。虽然它最终未能征服人类心智的全貌，但它所锻造的工具、发现的法则，已成为我们理解自身——这个由基因、环境和内在心智共同塑造的复杂生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座宏伟的帝国虽已不在，但它的砖石，早已被用来建造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座更加广阔、也更加复杂的心理科学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