跤术，这门古老的技艺，远不止是人们在竞技场上看到的推拉、搂抱与摔倒。它是一部以身体为纸张，以力量为笔墨，书写了数千年的动态史诗。它既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本能的延伸，也是一门融合了哲学、兵法与美学的精妙艺术。跤术的故事，始于文明的晨曦，我们的祖先用最直接的方式——角力，来决定领地、食物和部落的荣耀。从那时起，这门技艺便与华夏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它在军旅中被锤炼，在宫廷中被演绎，在市井中被热爱，最终演化为我们今天所知的，一门讲求“借力打力”、“以巧胜拙”的智慧型格斗术。
在文字尚未诞生，历史还流传于篝火边的吟唱中的洪荒时代，跤术的种子就已经埋下。那时的“摔”，不是运动，而是生存本身。当我们的祖先面对体型庞大的野兽时，当部落之间因争夺水源与猎场而爆发冲突时，将对手制服在地，使其失去反抗能力，便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战斗方式。这种源于本能的扭斗，没有规则，只有目的——生存。
关于跤术最浪漫的想象，源自于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华夏人文始祖黄帝与部落首领蚩尤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蚩尤的部族勇猛善战，据传他们头戴牛角，以头抵人，凶悍无比。这种原始的格斗形式，被后世称为“角抵”。这虽然是一个神话，却生动地描绘了早期摔跤的雏形：原始、野性、充满了力量的对抗。它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更是人类试图模仿和征服自然界猛兽力量的一种尝试。 “角抵”作为一种原始的搏斗游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部落庆典和祭祀仪式上的重要活动。人们戴上兽角面具，模仿公牛抵角，以此来向上天祈求丰收，或向同伴展示自己的勇武。这时的跤术，是神圣与野性的结合体，是人类对力量最质朴的崇拜。
当零散的部落汇聚成国家，社会开始建立秩序，跤术也随之褪去纯粹的野性，被纳入了更广阔的社会体系之中。它不再仅仅是生存的工具或祭祀的舞蹈，而是被赋予了两种全新的身份：军队的必修课与宫廷的观赏礼。
从周朝开始，历经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帝国，摔跤被正式命名为“角力”，并成为训练士兵的核心科目之一。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当士兵们在惨烈的肉搏战中失去了手中的戈、矛、剑之后，他们的身体就是最后的武器。如何有效地将敌人摔倒并制服，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 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中，虽然没有直接表现摔跤的陶俑，但那些体格雄壮、肌肉虬结的武士俑，无不展现着秦军对身体力量的重视。据史书记载，秦军中盛行角力之戏，既是娱乐，也是一种残酷的实战演练。到了汉代，角力更是被列为“武试”的重要内容，成为衡量一个军人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它从战场上的随机应变，逐渐演化出一套有规律可循的招式和技巧，例如勾、揣、绊、缠等基本动作，开始具备了“术”的雏形。
与此同时，在刀光剑影的军营之外，角力也登上了大雅之堂。在汉代，它与杂技、幻术、歌舞等一同被归入“百戏”的范畴，成为皇室贵族宴饮娱乐时的重要表演项目。此时的角力，观赏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演者不再是生死相搏的士兵，而是技艺高超的艺人。他们穿着特定的服装，在指定的场地上，按照一定的礼仪和规则进行比赛。 这种表演性质的角力，开始注重技巧的精妙和动作的美感，它必须足够精彩，才能赢得皇帝和王公大臣们的喝彩。因此，它逐渐脱离了纯粹的杀伐之气，开始融入礼仪与美学的元素，为日后跤术的艺术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秦汉是跤术被“收编”和“规范”的时代，那么唐宋两朝，则是它真正走向民间的黄金时代。在这段开放与繁荣的时期，跤术挣脱了宫墙与军营的束缚，如蒲公英的种子般，飘向了广阔的市井街头，绽放出最绚烂的花朵。
尤其是在宋代，市民文化空前繁荣，摔跤，当时更多被称为“相扑”，成为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为之痴迷的“国民运动”。在当时的都城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出现了专门的摔跤组织——“角抵社”或“相扑社”。这些社团类似于今天的体育俱乐部，培养了大量的职业摔跤手。 这些职业摔跤手，或被称为“角力人”，是当时的体育明星。他们有自己的艺名，如“赛关索”、“过天星”、“铁板凳”等，每一个都响亮而富有传奇色彩。每逢节日庆典，或是在瓦舍勾栏（宋代的娱乐场所）里，相扑比赛总是最能吸引人气的项目。观众们围得里外三层，为自己支持的选手呐喊助威，其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世界杯决赛。 在施耐庵的水浒传中，我们就能窥见宋代相扑的盛况。浪子燕青，便是凭借一身冠绝天下的相扑本事，在泰山庙会上轻松战胜了擎天柱任原，名动天下。这并非纯粹的文学虚构，而是对当时社会风尚的真实写照。 宋代的相扑，规则也更加完善。比赛双方赤裸上身，只系一条短裤，以将对方摔倒为胜。它不仅考验力量，更强调技巧和时机，著名的“四大名手”（即摔跤的四种基本技术类型）理论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时间来到明清两代，跤术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融合，最终塑造了现代“中国式摔跤”的样貌。
清朝建立后，以骑射和摔跤见长的满族统治者，对这项运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带来的北方草原式摔跤，被称为“布库”（Boku），其特点是直接、刚猛，注重腰腿力量。为了提倡和发展摔跤，清朝皇室专门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善扑营。 “善扑营”是隶属于皇宫的专业摔跤队伍，其成员从八旗子弟中精挑细选，个个都是身手不凡的摔跤高手。他们不仅是皇帝的贴身侍卫，也负责在各种皇家大典和宴会上进行摔跤表演。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都是摔跤的忠实爱好者。 善扑营的存在，对跤术的发展起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这时起，“摔跤”或“跤术”的称谓，逐渐取代了“角抵”、“相扑”等旧称，成为了这项运动的正式名称。善扑营，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将数千年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摔跤技艺冶于一炉，锻造出了中国跤术的集大成之作。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近代中国的剧变，依附于皇权的善扑营也随之解散。然而，这并非跤术的终结，反而是一次新生的开始。那些身怀绝技的跤术大师们，从宫廷走向了民间，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设场授徒，将这门昔日的“皇家绝学”传授给了普罗大众。
在20世纪初“强国强种”的思潮下，传统武术被赋予了振兴民族精神的重任，并被统称为“国术”。跤术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极大的重视。1928年，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随后又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馆，跤术被列为正式的比赛和教学项目。 这一时期，跤术开始经历从传统武艺向现代体育的转变。
像“跤坛三老”——宝善林、张凤岩、满宝珍等一代宗师，正是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将传统跤术的精髓与现代体育理念相结合，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跤术的现代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走入现代社会，跤术的生命轨迹再次延展。它不仅是中国全运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正式比赛项目，也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今天的跤术，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面貌。一方面，作为一项现代竞技体育，它不断地吸收和借鉴柔道、桑搏、自由式摔跤等项目的技术和训练理念，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作为一门传统文化，它依然保留着深厚的底蕴。练习者在学习摔跤技巧的同时，也在传承着其中蕴含的“尊师重道”、“以礼待人”、“戒骄戒躁”的武德精神。 从远古的“角抵”，到汉唐的“角力”，再到宋元的“相扑”，直至明清融合而成的“摔跤”，这门古老的技艺，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它曾是生存的利器，是帝王的娱乐，是百姓的狂欢，也是救亡图存的国术。今天，它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无声地讲述着一个民族关于力量、智慧与征服的古老故事。每一次抱腰、每一次上步、每一次将对手摔倒在地的瞬间，都是对那部用身体书写的宏大史诗的又一次重温。这，就是跤术，一场永不落幕的、与大地之间的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