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抵，这个古老而充满力量的词汇，是中国最古老的体育竞技形态之一，也是后世无数摔跤、搏击类武艺的共同源头。它并非仅仅是一种格斗技巧，更是一部流动的文化史诗。它的故事始于上古神话的迷雾之中，最初是模仿野兽搏斗、头戴尖角以触抵对手的原始角力。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从部落战争的残酷模拟，演变为帝国炫耀国威的宏大表演，再到市井街头的全民狂欢，最终分化、演变，将其力量的基因注入到东亚多种武术的血脉里。角抵的生命历程，就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驯服、规范并最终将原始暴力升华为艺术与竞技的壮丽简史。
在文明的黎明时分，当先民们仍在与猛兽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搏斗时，力量就是生存的唯一法则。他们观察公牛、山羊如何用犄角相互抵撞，争夺领地与交配权，这种最纯粹、最原始的力量对抗，深深烙印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于是，一种模仿性的格斗诞生了——人们戴上兽角制成的头盔，用身体去模拟那原始的冲撞。这，就是角抵最古老的雏形，一场交织着生存、敬畏与巫术的仪式。 这个仪式的神话源头，被指向了一场天崩地裂般的远古战争——涿鹿之战。传说中，伟大的部族首领蚩尤，其麾下的战士铜头铁额，头生双角，勇猛无比。他们与另一位传奇领袖黄帝的大军展开决战。战争结束后，胜利者为了纪念这场艰苦的胜利，也为了震慑残余的部落，便命令士兵们戴上牛角，模仿蚩尤部落战士的战斗姿态进行格斗表演。 这种表演，既是军事演练，也是一种巫术仪式。它承载着三重意义：
在那个时代，角抵的规则混沌而粗野，胜负往往只在一线之间，它混合了摔、打、抵、撞等多种技巧，充满了野性的力量感。它不是一项“运动”，而是生存技能的延伸，是部落精神的图腾，是刻在基因里对力量最原始的崇拜。每一次冲撞，都仿佛是远古荒野上巨兽的嘶吼在历史深处的回响。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当零散的部落被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庞大帝国时，角抵的命运也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折。秦朝统一六国，为了巩固统治和展示武力，将角抵正式列为一项军事训练和娱乐项目，称之为“角抵戏”。然而，真正让角抵走上辉煌舞台的，是那个雄才大略的汉朝。 在位长达54年的汉武帝，是一个极富表现欲和开拓精神的君主。他不仅在疆域上极大地拓展了汉朝的版图，在文化和娱乐上，他也追求极致的宏大与壮观。正是在他的推动下，角抵从一项单纯的军事项目，华丽变身为帝国综合性娱乐盛会——“百戏”中最为耀眼的明星节目。 百戏，顾名思义，是集杂技、歌舞、幻术、驯兽和体育竞技于一体的盛大表演。汉武帝在长安专门修建了“平乐观”，用于举办规模空前的百戏演出，其目的不仅是供皇室贵族享乐，更重要的，是向来自西域各国的使臣和宾客们展示大汉帝国的强盛国力与文化繁荣。 在这样的背景下，角抵的表演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角抵，在汉代完成了它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一次蜕变。它脱下了远古的兽皮，穿上了帝国的锦衣，从一个原始的战斗仪式，变成了一张闪亮的国家名片。它的每一次翻滚与搏击，都在向世界宣告着这个新兴帝国的力量与荣耀。
当历史进入开放包容、文化灿烂的唐宋时期，角抵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如果说汉代的角抵是属于帝王和宫廷的盛宴，那么唐宋的角抵，则真正地走向了民间，融入了繁华都市的街头巷尾，成为一项全民性的体育运动。 此时，“角抵”一词逐渐被“相扑”所替代，虽然本质一脉相承，但名称的改变也预示着其内涵的演进。它褪去了汉代百戏中光怪陆离的神话外衣，更加专注于人与人之间纯粹的技巧和力量对抗。这项运动变得更加规范化、职业化和市场化。
从皇宫的御花园到城市的瓦子勾栏，角抵（相扑）完成了它从庙堂到江湖的旅程。它不再是帝国威严的象征，而是市井生活的脉搏，是普通百姓宣泄激情、崇拜英雄的载体。它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与说书、唱曲、杂耍一道，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生机勃勃的城市文化画卷。
然而，正如所有盛极一时的事物一样，角抵的辉煌也并非永恒。宋代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这项运动开始走向分化和演变。“角抵”和“相扑”这两个词汇，逐渐淡出了主流话语，但它们所代表的精神和技术，却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播撒到更广阔的天地，以新的形式继续生长。
可以说，日本相扑像一个“活化石”，意外地为我们封存了千年以前角抵的诸多风貌。 角抵的故事，至此似乎已接近尾声。它的名字虽已尘封于故纸堆中，但它的灵魂从未远去。从蚩尤头上的双角，到汉武帝舞台上的呐喊，从宋代瓦子里的喝彩，到今天中国摔跤场上的抱摔和日本相扑馆里的冲撞，我们依然能看到它留下的深刻烙印。它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力量之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改变着河道，滋养着两岸的文明，最终汇入世界格斗文化的大海。它的简史，不仅仅是一项运动的兴衰，更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关于力量、艺术与精神的漫长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