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记》不仅仅是《圣经》中的一卷书，它更是一部深刻影响了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奠基性史诗。它以恢弘的笔触，讲述了以色列人（古闪米特人的一支）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逃离埃及法老奴役，穿越荒野，最终在西奈山与上帝订立盟约的宏大历程。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关于解放、律法与身份认同的永恒叙事。它既是一部苦难中的民族解放史，也是一部神圣秩序的建立史，其影响力早已超越宗教范畴，成为人类追求自由与公义的普世文化符号。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古代近东，伟大的故事往往诞生于篝火旁的吟唱和代代相传的口述之中。《出埃及记》的雏形，便源于此。它并非瞬间成型的宏篇巨著，而是由无数个零散的记忆碎片、英雄传说和部落歌谣，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汇集而成。这些故事的源头，可能来自公元前两千纪末期，当强大的埃及新王国势力遍及迦南地时，一些在埃及为奴或旅居的闪米特部落的真实经历。 这些早期的口述传统，充满了生动的细节：
这些故事在不同的部落间流传，各自增添着地方色彩和神学思考，它们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慰藉苦难心灵的希望之歌。在成为一部“书”之前，《出埃及记》首先是一段活在人们口中的历史。
从口述到文字，是一次伟大的飞跃。学者们普遍认为，《出埃及记》的文本化过程，是一个持续数百年的“编织”工程，如同将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线索，最终织成一幅壮丽的挂毯。这个过程的核心，是数个不同时期、不同神学观点的匿名作者或编辑群体的共同创作。
正是在这次历史性的熔铸中，《出埃及记》最终成型。埃及的奴役，象征着巴比伦的囚禁；旷野的流浪，映照着流亡的苦楚；西奈山的立约，则预示着民族复兴的希望。这本书，成为了流亡者们的精神家园。
当流亡者重返故土，重建圣殿，他们带回的不仅是身体，更是一套重塑民族灵魂的纲领。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出埃及记》与《创世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一起，被正式确立为神圣的摩西五经 (Torah)，成为犹太教的根本大法。 至此，《出埃及记》的身份完成了最终的蜕变。
《出埃及记》的生命力，并未止步于犹太民族的边界。随着基督教的诞生和传播，这部史诗开始了它影响世界的伟大远航。 基督徒将《出埃及记》纳入自己的经典（《旧约》），并赋予其全新的象征意义。摩西被视为基督的预表，逾越节的羔羊预示着耶稣的牺牲，穿越红海则象征着洗礼带来的重生。这个古老的故事，在新信仰的框架下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然而，其最深远的影响，或许在于它所蕴含的解放精神。
今天，《出埃及记》的故事，通过电影、戏剧、文学和艺术，早已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遗产。它讲述的那个从尼罗河畔开始，穿越沙漠、抵达圣山的旅程，已经演化为一个永恒的文化母题：无论身处何种奴役与困境，人类心中永远燃烧着对自由和“应许之地”的向往。